四川省的行政区划体系呈现多层级、多类型的特点。截至2024年底，全省共辖21个地级行政区（包括18个地级市和3个自治州），183个县级行政区（含55个市辖区、19个县级市、107个县及4个自治县），以及3101个乡级行政区（含民族乡83个）。这一结构既体现了现代城市化进程，又保留了民族自治特色，如甘孜、阿坝、凉山三个自治州承担着藏、彝、羌等民族文化传承与区域治理的双重职能。
从空间分布看，四川盆地集中了成都、绵阳等经济强市，而川西高原的自治州则以生态保护为主导功能。例如，成都市作为省会，下辖12个市辖区和5个县级市，其经济总量占全省近四成。这种“核心-边缘”的空间布局，既反映了资源禀赋差异，也揭示了区域协调进步的重要性。
二、历史演变的动态轨迹
四川行政区划的变迁与政治经济进步密切相关。1997年重庆直辖后，四川地级行政区数量从23个调整为21个，此次调整不仅优化了管理半径，还推动了成渝双城经济圈的形成。2020年启动的乡镇行政区划调整改革更是将全省乡镇数量从4252个精简至2771个，通过合并“小、散、弱”乡镇，培育出200个省级百强中心镇的目标。
考古发现显示，古蜀文明时期已出现城池聚落雏形，三星堆遗址所在的广汉市现为德阳市代管县级市。从秦汉郡县制到当代市管县体制，行政区划始终是中央治理与地方自治的平衡工具。例如，2024年成都都市圈通过轨道交通资阳线实现同城化，印证了行政区划调整对区域一体化的促进影响。
三、区域进步的协调机制
在新型城镇化战略下，四川构建了“中心城市—县域副中心—特色小镇”三级体系。2024年全省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0.18%，城镇人口首次突破5000万。这一进程伴随着行政区划的适应性调整，例如将彭山、仁寿等县撤县设区，增强成都极核功能；同时推动阆中、射洪等县级市建设县域副中心。
民族地区进步呈现独特路径。阿坝州若尔盖县通过设立湿地公园实现生态价格转化，凉山州依托“彝家新寨”工程改善居住条件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民族自治地方GDP增速高于全省平均水平0.8个百分点，表明差异化政策有效促进了区域均衡。
四、治理体系的创新操作
数字化改革正在重塑区划管理模式。成都首创“线上科创通+线下科创岛”服务模式，推动55个市辖区形成差异化创新生态。在乡村治理领域，全省建成“金通工程”运输网络，覆盖6192个天然村组，破解了山区县乡级行政区交通瓶颈。
民族自治地方探索出特有治理经验。例如，甘孜州推行“石榴籽”调解职业法，将藏族习性法与现代司法相结合；凉山州建立防返贫动态监测体系，对184万脱贫人口实施精准帮扶。这些操作为多民族地区的行政区划治理提供了新范式。
四川省的行政区划体系既是历史沉淀的产物，也是现代化治理的工具。21个地级行政区和183个县级行政区的布局，既保障了超大规模省份的有效治理，又为区域特色进步预留了空间。未来研究可重点关注两方面：一是行政区划与生态保护的协同机制，特别是在大熊猫民族公园跨界管理中的应用；二是“县辖市”模式的可行性，借鉴浙江龙港经验探索镇级市改革。建议建立行政区划动态评估体系，通过人口流动、经济密度等指标科学指导调整决策，最终实现治理效能与人文关怀的统一。
